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仪征名人录——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叶鸣远
发布日期: 2007-02-06 09:00  访问量:       来源: 仪征市政协        保护视力色:

沈  捷

    叶鸣远,原名兆楝,祖籍湖北黄冈,1898年出生于仪征十二圩,后改籍为仪征。叶先生出生在有钱庄一座、土地百亩、兼管两淮盐务和运商代理业务的资产阶级家庭。
    叶鸣远在抗日战争前,即为仪征的开明士绅,解放后是人所周知的爱国民主人士。早在青年时期,他就参加过“五四”运动,从“一•二八”淞沪抗战开始,先后与中共地下党、团员赵鸿章(敏)、江上青、汤化勤等同志合作,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洪流。日寇侵华期间,他在汉口、重庆参加民主救国运动,与郭沫若、史良、陶行知、田汉、李公朴、施蜇凡(乃刺杀军阀孙传芳侠女施剑翘之兄)、于去疾等知名人士有交往,曾参加震惊中外的重庆“沧白堂”、“教场口”反独裁、争民主的盛大集会。经陶行知、于去疾二先生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,在重庆积极开展盟务活动。抗战胜利后,他由重庆返回仪征十二圩,在民盟南京支部领导下,秘密开展民主活动,与中共地下党员杨罕人、郑亦琴等同志合作共事,团结进步人士,结成争民主、求解放的统一战线,为解放事业作出有益的贡献。解放后,叶鸣远出任苏北区人民代表、政协委员,有多篇政论在《苏北日报》上发表。并省后,连任江苏省政协一至四届委员、仪征县人民政府委员,县第一任文化科长,1978年病逝于南京。

    一

    1919年,叶先生在上海商科专业学校毕业后,因参加声援“五四”运动,被反动当局逮捕,经黄炎培先生奔走保释出狱。因迫于变故无人持家,遂放弃日本求学之行,返回十二圩,主持义和泰钱庄和盐商代理业务。先生年轻有为,精明强干,待人谦恭和顺,且善于言谈,因他排行第六,其父叶祖植从清末起历任十二圩总商董、总街董,本地乡亲均尊称先生为六少爷。
    先生在业余时,爱读社会科学等进步书刊,学英语,研究西医,更嗜爱京剧和象棋。平时,操琴唱戏者、对弈品茗者,进出家中,川流不息。先生学京剧倾倒余派正宗须生,对谭派唱腔也颇为钦佩。那时十二圩的“真州大舞台”,常从上海请来“正”字辈、“世”字辈科班青年演员登台演出,凡来名角,先生每场必到,有时在午后还亲邀演员来家,待为上宾,一同切磋腔调身段。偶然兴来,也登台客串一折,颇为观众赞许。
    先生在象棋上,曾下过一番功夫,《棋谱》、《棋论》等书买了很多。在家下棋,只论棋艺,而不管老幼贫富,凡爱好者均可与先生对弈。对棋艺高超的人士,他不耻下问,或请至家中讨教。1930年左右,谢侠逊先生已被公认为棋坛巨擘,被誉为国手“南龙”(有北方某名家为“北凤”),叶先生慕名亲往请教,并恳邀谢先生来家中礼待,摆棋谱,传棋艺,十二圩棋迷得以开拓眼界,受益非浅。
    先生对唱戏、下棋不惜重金,这方面花了不少钱财,正如他家两代管家丁寿老所说:“你们别看我家六少爷好玩乐,喜交游,可读的书也多,对钱庄、盐业管理得井井有条,超出他父兄多矣,可算得上风流才子啊”!

    二

    作为两淮盐运集散重镇的十二圩,虽然经济十分繁荣,但劳苦盐工为数颇多,历来有“刮风一半(盐运),下雨全无”,“三日下雨上当典,半月雨雪抢米店”的谚语。叶十分关注这种社会现象,体贴民众艰苦,竭力做些为民造福的事。1926年他参与中国红十字会十二圩分会工作,除协助地方办好施粥厂、施材局、救生船、育婴堂等慈善事业外,还经办了红十字医院。聘请了有学历、有临床经验的西医开诊为贫民治病。1927年他任红十字会会长时,军阀孙传芳在龙谭之役中惨败,浮尸满江,伤员呼号。圩地各界视孙为逆部,对此惨象多采取坐视观望。但先生认为,死伤的均是中国同胞,不能袖手不管,遂以“救死扶伤,实行人道主义”为号召,解除人们在认识上的芥蒂,动员各界一致努力,抢救了大批伤员,掩埋了近百具死尸,此举深受民众赞扬。
由仪征泗源沟经十二圩、瓜洲开往镇江的“普济”轮渡,能载货百吨,载客千人,是清末隶属江都、丹徒、仪征三县之镇江、十二圩、仪征、扬州、瓜洲五家商会所创办、历来有“三县五商管普济”的说法,而出资最多者,是镇江与十二圩两地。为了保证客货安全,该轮惯例为三年一小检、五年一大修。1931年普济轮逢大修之年,因沿江及苏北遭特大洪水灾害,各地经济比较萧条,修船巨款在摊派上有一定困难。时先生正出任十二圩商会会长,在赴镇出席三县五商的联席会议时,他考虑到“普济”是仪征、十二圩的交通命脉,经济繁荣端赖于兹,而圩地经济上尚有盐运为后盾,遂体贴兄弟地区的困难,提出十二圩多承担修理费用。回圩后,他言明利弊关系,动员商业、盐运十八帮、盐场各大业行当慷慨赞助,使“普济”大修顺利进行,先生急公好义,卓识远见,博得镇、扬、仪各界赞扬,被誉为三县五商中最年轻有为的首脑。先生自此与陆小波、冷御秋、王敬庭、方小亭、包明叔、周茂如等商、政、学界名人交往增多,与镇扬金融界亦加深友谊,为开展钱庄、盐运业务带来有利条件。
    1932年,国民党财政部盐运司司长缪秋杰制订新盐法,实行淮北盐直上,以大轮从海边装运至沿江湘、鄂、皖、赣四省上岸,免除在十二圩囤集后再用帆船转运的环节,这样是可以减少开支而又提高时效,然而十二圩近二十万民众生计被剥夺,善后如何安排,国民党政府却不予考虑,因而十二圩民众群情哗动。十八帮董事联合商会、工会,推举成立以叶先生为首的请愿代表团,连同劳工代表三千余人,前往镇江国民党江苏省政府请愿,而后又以木帆船十多艘,载运数千劳工,开往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请愿。叶先生又出面聘请司法界权威人士章士钊,为十二圩盐工请愿律师团首席代表,直接与蒋介石、孔祥熙(当时的财政部长)交涉,陈述请愿理由:新盐法的实施,虽有利于国家,但严重损民,五六万劳工迫于生活愤而闹事,此其大弊也,民生不保,虽利难行,请妥安民生,而后行之。蒋介石、孔祥熙畏劳工之声势,允诺轮运稍缓,帆运从次年渐减,以便众多劳工有几年转业他就之机,终于赢得这场“轮帆争运”公案之胜利。由此,叶先生为地方公益尽责、为民众生计操劳的精神,得到十二圩广大民众的称赞。

    三

    叶先生在上海读书时,接受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思想,“九•一八”事变,激起了忧国忧民的悲愤情思,致力探索救亡出路,订阅了大量进步书刊,联络进步青年研讨国是。“一•二八”淞沪抗战开始后,先生与知友们积极活动,组织了“十二圩各界支援淞沪抗战后援会”,各界人士与劳工纷纷参加,并推选先生为会长。从1932年到1937年,在先生主持下,先后成立了“援绥会”、“援救七君子会”、“声援西安双十二事变会”等等抗日救亡组织,劝募了大批经费支援前方将士。其间,先后秘密地与中共地下党团员赵鸿章、江上青、汤化勤以及党领导的积极分子周于润、杨晋元、何立熙、李秋痕、林旦心、杨罕人等多人,配合默契,共同努力,开展了一次次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进步运动。国民党省党部受到震动,派特务王安民、辜飞鹏、秦剑飞等多人,来圩进行破坏,并企图抓捕骨干青年。先生每逢重大集会均挺身而出,保护进步青年。特务慑于先生的威望,且运动又有盐务税警大队的实力支持,故不敢在公开场合捣乱,只有暗中监视,记下黑名单,向省党部密报。《江苏日报》社社长包明叔得知先生行动过于激进,曾关心地捎信劝他稍收敛一些,以免遭到暗算。先生置之度外,毫不畏惧,照样投身进步运动。
    1935年至1936年间,十二圩抗日救亡运动阵营扩大,基础也较雄厚。中共地下团员赵鸿章、汤化勤和积极分子周于润、杨晋元等先后两次往镇江开展革命活动,一度曾打入国民党陆军通讯兵团。岂知这一行为被十二圩特务侦悉密报镇江,并派人来指认,先后将周于润、赵鸿章逮捕,但未查出任何“共党”证据。叶先生闻知,积极参与营救工作,先后两次与周于润叔父、十二圩巨商周叙五,赵鸿章舅父、十二圩东区学校校长秦子俊前往镇江,恳请陆小波、冷御秋疏通关节。后通过与蒋介石认过宗亲的著名西医蒋怀仁,由周叙五花了一笔巨款才解决问题。赵鸿章获释后,暂避扬州小住,又继续投入革命运动。周于润获释后,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、恐日欺民恨之入骨,坚决要求参加革命队伍,党组织根据实际情况,介绍周到延安去学习,然后分配他奔赴抗日前线。

    四

    叶先生为人明真理,辨是非,公正不阿,不趋炎附势,不追求个人名利。如仪征县国民党县党部曾得知先生在报纸上签名反对内战,书记长张鸣曾亲来十二圩劝说,允以名禄,要求他参加国民党为特别党员,江苏省省长丁志磐又商请他出任仪征县参议会的参议长,均遭他婉言谢绝。但对弱小受强权欺压的民众,能勇于出面帮助,在为其解难排忧中,从不受请吃喝,更不接受礼赠。这一正直的性格,是当地人所共知的。
    抗日胜利后,先生由重庆回来,对国民党官员的“劫收”非常义愤,对军警勒索民众敢于仗义执言。十二圩的区署和警局慑于先生威望,不敢随便胡来。1946年夏初,第一任仪征“劫收”县长潘逸民离职,由李康五来接任。李以接收贪污受贿罪,将第三区(十二圩)区长开鼎逮捕入狱。九月,扬州专员公署专员林叙彝来仪征视察工作,知叶先生在民众中威信很高,特由县长李康五陪同来圩登门拜访。开鼎之父开筱,在十二圩商会当杂务,是先生二十多年的下属,按情理开鼎之父求恳求他在林专员面前说情开脱,是可以尽力帮助。但叶先生却说:令郎开鼎在接收中是否贪污受贿,应由事实和公论,叶某不便干涉。仪征城内的欧阳宴清,日伪时任过商会会长(浑名欧六)是仪征城内大家族之一。日本投降后,国民党县长要追究欧阳为汉奸,欧阳逃来十二圩要求暂避叶先生家。先生说:你任过伪职、是人所共知的。但说追究,半是假话,化钱避灾,可能性很大,我们旧交虽厚,但现在住我处很不适宜,请原谅!后欧阳避到乡下,请人买通关节,才把问题解决。由此可见先生明辨是非、不徇私情、不趋炎附势的正气。
    叶先生自主管红十字会起,就进行西医学研究,长进很快,有时也为亲友邻里治病。所开处方均用英文,十二圩当时有五家西药房,只有“中英”和“大众”两家可识。他认为西医符合科学原理,西药具有明显的科学化验成份,治病较可靠,对中医则印象不好,觉得医学思想落后,阴阳表里、五行相生相克近乎玄学,没有科学根据,故提倡有病请西医用西药。他的挚友张谷樵原是两淮盐务总栈官医局的中医师,盐务总栈撤销后,在“同和”中药店挂牌行医,与先生紧邻。对中西医学谁是谁非,先生与张医师经常争论,有时辩论得非常激烈,多以张谷樵退让而告结束,以上争论持续达十多年之久。
    解放后不几年,毛主席提出要挖掘中国的中医药宝库,中西医结合为人民健康服务。叶先生感到很吃惊,他说毛主席学识渊博,提出这样的见解必有深远道理,于是自我检查过去对中医偏见的产生根源,逐步改变了立场观点。时叶先生年已六旬还发愤攻读,买来许多中医学著作,认真钻研了近十年,非但熟背《汤头歌》、《药赋性》等基本药理药性,还探研了《内经》、《瘟病》、《千金汤》,弄通病因病理及辨症论治的途径。在此基础上他又进行临床实践,用中医方法医治自身小伤小病,自开处方服用,果然效果显著,后又为亲友邻里治病,竟治愈了不少疑难杂症。镇卫生院特意送去处方,聘先生为特约医师,在家免费为人服务。
    先生年逾七十时曾感慨地说,过去因偏见与老友争论十多年,现在“觉今是而昨非”,我应引颈遥对台湾老友张兄检讨致歉。若有幸能再见,当是研究探讨中医学的机会。从以上事例,可以看出先生明真理、辨是非,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。

    五

    解放后,叶先生除担任苏北区和江苏省政协委员外,还任仪征县人民政府委员,第一任县文化科长。先生在职时能联系群众,团结同志,经常同文化馆、站同人研究探讨工作,为发展仪征文化事业尽心出力。凡外地剧团来仪演出,先生均亲临观摩,次日请剧团同人座谈讨论,肯定成绩探讨不足,常有独到见解,使剧团领导、演员非常惊叹、敬服,称赞说像仪征这样的文化科长,既懂行,又谦逊,真难得啊!
    先生一向爱社会科学书籍,解放后可以公开学习马列著作了,他在刻苦研讨中颇有心得。在工作中,他坚持原则,决不迁就权势苟徇私情。1955年而后,党委过问行政趋势日多,他主管文化部门工作也遇到这一问题。如当时按文件规定,业余剧团以配合地方搞中心工作宣传为主,但有的剧团要求外出搞专业演出,为申请开具证明找一些领导人出来说情,以区委书记名义来条子都有,先生一律拒绝,因而遭到种种责难。对此,他曾不止一次地向县委提出中肯建议,认为党委和政府应该有明确的分工,解放初期分工明确,现在又不明了。党委是制定方针政策的领导核心,方针政策大计既定,即应交政府部门去具体执行,完成党的任务。此时党委应加强检查督促,掌握方向,避免差错,发现偏向及时纠正,使党交给的任务完满实现。党委决不能事事指挥,使政府手足无措。这样上行下效,会妨碍政府部门的职能行使,说到底这样做是不符合党的领导原则的。有了明确分工,不是削弱党的领导,相反是更有效地加强党的领导。笔者十几年前查阅先生笔记,见到以上意见的记载,并记有为此遭受压力,迫不得已作有生以来唯一违心的歪曲真理的认错检讨。诚然,先生上述这番党政分开的意见,在那个年代是很不合时宜的。被视为大逆不道也不足为奇。1957年底,先生为此受到重点批判,被视为否认党的领导、包藏祸心向党夺权。那时的逆境谁也无回天之力,先生最终被错划为“右派”,回家休息。先生自感无愧于心,更无愧于党和人民,泰然自若,效法古人“不为良相,愿为良医”,  趁此有闲之时,专攻中医理论,扩大临床实践,以作晚年为人民服务之途径。
    十年动乱后期,“四人帮”仇恨一度出山主政的邓小平同志,污蔑为“资产阶级的还乡团”,发动所谓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斗争。先生忧国忧民,曾非常愤慨地说:小平同志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,一度工作,政绩显著,当前的中国,正需要这样的“还乡团”——无产阶级的还乡团来收拾局面,党和国家才得挽救。看来暂时还不行,我预言,迟早一天总得行。这番言简意深、爱国爱党的铮铮之言,那时有几人敢说呢?祸国殃民的“四人帮”被粉碎不久,先生又根据形势的发展,十分喜悦地说,小平同志一定会再度出山主政,党和国家是大有希望的,无数先烈的血是不会白流的!
    令人遗憾与惋惜的是,就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筹备召开之际,先生因突发心脏病与世长辞了,他是因获得安慰而兴奋喜悦过度去世的。其一,先生被错为“右派”一事已得到彻底平反,是非端正,真理再现,耿耿忠心,昭然人世。其二,因十年动乱停止活动多年的省政协又恢复活动,先生作为一至四届连任的老委员,应邀出席大会,并恢复了一切政治待遇。其三,过去子女均在外地,先生独居十二圩。此时在南京任中学校长的幼子叶挽仁,被接纳为中共党员,拆迁后分配新居,接先生到南京定居,三代人团聚,乃晚年乐事也。先生到南京后的两日中,静思总结一生,作为一个出身于有产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,能够跻身于时代潮流,追随中国共产党几十年,最终被党誉为挚友,足可自慰自豪了。先生兴奋异常,手挽大衣,摆开架势,引吭高唱一曲《打渔杀家》,这是多年来没有过的痛快淋漓的举动。岂知年老人兴奋过度有碍健康,当日夜间便突发心脏病,因抢救无效而与世长辞,终年整八十岁。
    先生逝世后,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、省政协、省民盟、中共仪征县委等有关部门均参与后事料理,对先生一生追随新民主主义革命,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的贡献,予以高度评价。遵先生遗嘱,骨灰撒入长江,飘向生育他的衣胞之地——十二圩,随着滚滚波涛,汇入浩瀚大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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